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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案件特点及存在问题
作者: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阳  发布时间:2016-10-09 17:22:17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正式建立。2010年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与旧法相比,简化了赔偿程序,扩大了赔偿范围,增加了赔偿项目,明确了赔偿方式和标准,加大了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进一步发挥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作用,促进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更大限度的起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作用。但修订后的法律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笔者拟通过调查延安中院国家赔偿的机构设置及近年来延安中院国家赔偿案件的受理与审结情况,分析延安地区国家赔偿案件的特点,研究并归纳国家赔偿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出解决的措施。

一、延安中院国家赔偿的机构设置情况。

依照1995年《国家赔偿法》第23条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至七名审判人员组成。关于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设置,最高法院历来强调,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是审理刑事赔偿案件和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的审判组织。在2002年之前,由行政审判庭负责国家赔偿案件相关工作。延安中院赔偿委员会成立于2002年初,设置严格遵照最高法院的设置要求,采用了全国普遍实行的设置方式,即赔偿委员会是类似于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议事机构,职责是审议、决定所受理的赔偿案件,讨论、研究、部署赔偿委员会重大工作;除了副院长兼任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委员由人民法院有关内设机构的6名负责人担任;由于赔偿委员会是议事机构,所以,下设了办公室作为赔偿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有2名。主要工作是办理具体赔偿案件,开展日常赔偿工作。由于案件少,本辖区基层法院均未设立专门的赔偿理赔小组。

二、近年来国家赔偿案件的受理情况和审结情况及发展趋势

(一)受理、审结国家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1年至2015年之间延安中院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45件,结案45件,结案率达到100%。其中刑事赔偿案件25件,非刑事赔偿案件20件。国家赔偿案件中,被申请人为法院的案件有24件,占53%,被申请人为检察院的有15件,占33%,被申请人为法院和检察院共同的有2件,占4%,被申请人为公安机关的有3件,占7%,其他有1件,约占3%。结案方式中,决定赔偿30件,占所有已结案件的67%;决定不予赔偿5件,占11%;其他结案方式10件,占22%。赔委会决定赔偿的案件中,因错误刑事拘留、错误逮捕导致赔偿的案件共有15件,占决定赔偿案件的50%,错捕错判共同赔偿的有3件,占10%,因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或追缴的有8件,占27%,其他占13%。(具体见下图)

对于其他案件尽力做到诉前化解。2013年诉前化解案件3件,2014年诉前化解案件4件;2015年诉前化解案件6件,对于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国家赔偿申请及超过时效的国家赔偿申请做好法律释明工作。

延安市中院国家赔偿案件统计情况

 

年度

案数

案数

刑事

赔偿案件

非刑事赔偿案件

结案方式

决定赔偿

决定不赔偿

其他

2001

3

2

0

3

2

0

0

2002

6

7

5

1

6

1

0

2003

5

2

3

2

1

0

1

2004

5

8

4

1

5

1

2

2005

10

10

4

6

5

0

5

2006

2

0

2

0

0

0

0

2007

1

0

0

1

0

0

0

2008

3

2

1

2

0

2

0

2009

5

7

2

3

5

1

1

2010

1

3

0

1

3

0

0

2011

1

1

1

0

1

0

0

2012

0

0

0

0

0

0

0

2013

0

0

0

0

0

0

0

2014

2

2

2

0

1

0

1(决定提起再审)

2015

1

1

1

0

1

0

0

2016

 

 

 

 

 

 

 

2017

 

 

 

 

 

 

 

合计

45

45

25

20

30

5

10

 

 

 

 

 

 

 

 


   (二)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趋势

纵观我院辖区内近年来,尤其是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实施后的案件受理情况,我院辖区内的国家赔偿案件不但未增长,还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法律体制的健全,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增强,行政执法的违法度降低,行政赔偿案件相应减少。刑事赔偿错拘错捕等违法行为率降低,量刑规范化的适用为刑事审判的实践操作提供了合理量刑的依据。另一方面,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虽然扩大了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但赔偿申请与获得赔偿的难度依然很高,且新法实施之前的案件基本审结,新诉案件大多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申请的时效,或是申请的案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的案件。此也是案件下降的另一原因。

三、本辖区国家赔偿案件的基本类型和成因

尽管我院受理赔偿案件较少,但对于法律规定的两种类型案件均有涉及,以赔偿主体分类具体如下:

(一)行政赔偿案件

此类赔偿案件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就目前本辖区受理的行政赔偿案件(含行政诉讼附带赔偿)类型看,基本表现为行政机关行政拘留处罚不当,或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程序存在瑕疵,以及违法扣押营运车辆,或超期扣押车辆不能妥善保管造成被扣车辆毁损灭失的违法行政措施。形成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理念不够,加之有些行政强制措施具有非制裁性,可能是针对违法行为,也可能针对非违法行为,只是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所以行政执法时程序、手段等不能严格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后果。

(二)刑事赔偿案件

此类赔偿案件的主体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辖区受理的刑事案件主要有违法拘留、错误逮捕、错误判决而造成的赔偿,以及违法查封、扣押等造成的赔偿。此类案件涉及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犯,案件从发生到处理历时长,获赔相对少(特别是针对违法拘留、错误逮捕、错误判决的案件,因申请人的人身自由权受到侵犯,国家赔偿的范围有限,自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实施后才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

 四、当前国家赔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赔偿机构设置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弊端

赔偿委员会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专门机关处理赔偿案件的局面,理顺了人民法院内部的工作关系,但这样的设置在日常实践中日益突显出其弊端,主要有:一是设置结构存在缺陷。根据赔偿法的规定,赔偿案件的决定由赔偿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赔偿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主任虽是赔偿委员会的成员,但具体承办案件的承办人却不一定是赔偿委员会的成员。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办理具体案件时缺少合议庭议案的程序,导致承办人提出的案件处理意见类似于审判业务庭的独任审理,案件处理结果初步的决定权在承办人,而赔偿委员会的讨论、研究、决定是在承办人提出的处理意见上进行,与赔偿委员会的真正职能相悖。

(二)国家赔偿相关制度的宣传和释明不足。

在我们接触的案件中有很大比例的赔偿申请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的受理范围。不予受理的赔偿申请主要有两类:1、赔偿请求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且不存在法定的中止情形。依据现行《国家赔偿法》39条规定的时效为2年,自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之日起计算。超过法定的时效又不存在中止情形的则不予受理。2、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吴起李景明为典型代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判案件。这类案件的赔偿请求人在文革期间被判决有罪,但在之后被依法改判无罪。这类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当事人大多没有国家公职,也未依法获得过赔偿。依据《关于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的解释》,《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此类案件的发生时间在1995年赔偿法实施前,故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只能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对于这两类赔偿案件的申请人我们只能做好法律的释明工作。特别是第二类申请人,经常在释明后仍不服,进而选择上访等其他渠道反映问题。

(三)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现行《国家赔偿法》承认了多元化归责原则,规定了一定范围内的举证责任倒置,增加了国家赔偿的范围,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了赔偿范围。但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如依法“错拘不赔”条款仍需探讨,仅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局限性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赔偿决定的执行缺乏程序规定和制度保障

现行《国家赔偿法》29条第3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但法律并没有规定生效赔偿决定如何执行,由谁执行,赔偿决定书缺乏权威性和执行力。目前国家赔偿案件存在能审理、能判决却不能执行的问题,往往案件审结了,确定了义务机关的赔偿义务,但义务机关不及时履行赔付义务,造成申请人虽然得到了赔偿决定书却不能得到实际的赔偿。

另一种情况造成的执行难是,法律规定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由实施相关侵权行为的国家机关具体履行赔偿义务,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对此也专门做出了较具体的规定,即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申请核拨。但是由于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和义务主体相分离,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也没有规定实施强制执行的主体和措施,对于生效的决定书,如果赔偿义务机关拿不出足够经费进行赔偿,或财政部门不及时拨付款项,赔偿决定书便形同“空头支票”,无法兑付。

(五)国家赔偿的追偿和追责不到位

依据现行《国家赔偿法》31条规定,对国家赔偿的追偿、追责的前提规定的较为狭窄,对适用范围限制较多。追偿、追责的前提是刑讯逼供、殴打虐待或者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在处理案件中存在贪污受贿等行为的。即对于人身权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时才适用于追偿。对于具体概念和情形的确定缺乏权威的、可操作性标准,且缺乏统一明确的追偿标准以及有力的追偿机构

  五、改进的措施

(一)大力加强国家赔偿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及行政执法机关、各司法机关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国家赔偿相关制度规定,有利于释明法律,使赔偿申请人在受到侵害时及时申请赔偿以免因超过时效而丧失胜诉权。也避免因个人观念偏差而导致对法院的不满。

(二)切实保护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诉权,严把立案关。赔偿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赔偿请求人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理诉权是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础。每件案件从立案着手,赔偿办协助立案庭认真审查国家赔偿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及时立案,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的,与当事人书面谈话,告知其不予受理的理由,做好申请人的思想工作。做到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不该立案的说明理由。

(三)对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等相关规定的完善

1、提高赔偿标准,增加赔偿种类。

现行《国家赔偿法》33条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标准按照国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计算。34条规定的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计算的规定是:造成身体伤害的,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当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的人身和精神都遭受了损害,时间越长,这种损害就越大,且很难予以弥补。笔者认为,除了以上赔偿项目外,还应当将必要的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纳入赔偿范围,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的,还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2、由仅对直接损失赔偿增加到适当的间接损失赔偿。

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6条仅规定了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这一范围过于狭窄,无法弥补当事人受损的利益。如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无法营业时造成的收入损失等,应当将适当的间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

3、细化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现行《国家赔偿法》针对人身权受到损害时才进行赔偿,并未规定因法院错判造成赔偿请求人财产权损失时的赔偿。笔者认为,一些情况下的财产权受损也会严重影响公民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生活,因此也需要立法给予一定的关注。

其次,对于目前立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较为笼统且缺乏操作性。现行《国家赔偿法》35条规定的,仅在本法第三条或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下,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时才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何种情况属于“致人精神损害”无法确定。笔者认为,只要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并经生效国家赔偿决定所确定,则相关赔偿义务机关均应当履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义务。

最后,针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界定为:“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由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为“原则上不超过依照赔偿法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1000元”。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不可以另行起诉。笔者认为,对于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金必须造成精神损害并达到“造成严重后果”的标准,这一标准很难确定和把握,这就使得公民申请精神损害赔偿金难上加难。应当适当降低这一标准并使之合理化和具有可操作性。

(四)对国家赔偿执行制度及追责、追偿制度的完善

1、应当设定专门的执行部门,对于不履行国家赔偿决定的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先保证赔偿请求人能够及时、足额的取得国家赔偿金,再通过财政部门解决后续问题。

2、明确国家赔偿案件追偿、追责的标准,设立专门的、有力的机构,建立统一的追责体系,对案件及时进行处理。

责任编辑:薛芝